中国制造的艰难时刻更需要卧薪尝胆
- 2012-09-21 16:28:05324
中国制造从未向今天这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
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苏州的直营工厂，理由是无法承受当地平均月薪3000元的工资。之前，同样的跨国体育品牌耐克，早早就把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鞋厂“转移”了。
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在2012年似乎祸不单行。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再工业化”，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抢”饭碗;紧跟着，则是东南亚、印度等后发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资，要把中国制造拿手的产业“吸”走。有人形容这是“前后夹击式的围堵”。
外部环境的“生态剧变”正在发生。伦敦奥运会上，不论是烟花表演、运动员服装、纪念品，都少不了“中国制造”的贡献。据称在900项奥运官方纪念品中，“中国制造”占到65%。可因为美国运动员的礼服是中国制造，有美国议员竟公开声称应该“全部焚烧”。
为了只支付三分之一的工资成本，跨国公司可以把鞋子、衣服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移走。而对于光伏产品这类新兴产品，发达国家同样下决心要给中国制造吃个闭门羹。美国和欧盟一先一后，都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巨额反倾销税，这对本已产能过剩的本土光伏企业可谓雪上加霜。
更严峻的是“中国制造”本身的危机。中国宏观经济减速，跌破8%，被认为是“软着陆”。但在微观层面，制造业企业的危机却是生与死的抉择。在钢铁、工程机械、造船等基础行业，许多“巨无霸”都步入的调整期。央企这种“大象”企业正力求“挺过寒冬”;许多中小型的“虾米”企业，恐怕连秋天都难保度过了。
“必须认识到，这一次是中国经济以30年为周期的大调整”，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从十年前就开始谈，可是直到今天，才成为“不得不直面、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当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制造”的危机主要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即将耗尽时，李才元却认为这都没抓住要害。
“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红利已经到头了。”他说，“科技是生产力，中国过去30年主要靠引进，现在换不来了，因为都面临着‘产业真空期’，所有人都面临技术升级的难题。”
以自主造车而的奇瑞公司，面对今年以来自主品牌轿车市场份额“雪崩式”的下跌，正开始艰难的“突围”。他们反思说，市场爆发性增长时，汽车企业只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忽视了基本功，而到了经济下滑的时刻，才懂得要“先蹲马步，再上擂台”。
位于浙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近花了4.5亿美元，并购了一家美国新能源公司。对于众说纷纭的“产业结构调整”，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并不看好。“应该在状况好的时候去布局，到现在困难了，调不过来!本身效益不好，它有什么能力调?!”
“有能力时没动力;有动力时没能力”。这可能是煎熬之中的“中国制造”面临的转型悖论。
然而，出路何在?
比谁更便宜，有意思吗
经济低迷，即便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跨国品牌也在四处寻找“低的成本”。
将的直属工厂迁离苏州，也许意味着这家“候鸟式”的公司开始寻找下一个廉价栖息地。据称，他们在苏州的工厂给付工人的底薪是每月1500元，加上奖金、保险、津贴、餐费、住宿等，综合薪酬达到3000元。而在柬埔寨的工厂，服装厂工人的月薪平均为130美元，约合人民币800多元，相当于苏州工人的三分之一。
据调查，2010年泰国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是258美元，印度尼西亚是每月148美元，越南大约是每月136美元。而目前，我国深圳的低月工资约折合190美元，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综合人工成本会超过350美元。显然，“东南亚制造”相比中国制造，人工上更便宜。
新锐的网络销售商凡客诚品，也计划将其衬衫、休闲裤、羽绒衣等商品订单尝试发往海外。该公司比较了孟加拉国与中国的纺织业后发现，孟加拉国不但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其纺织工艺和产业基础也相当不错。
凡客诚品CEO陈年南下考察代工厂时意识到，部分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布局已经悄然变化。他估计，“一个数万人的工厂，2015年左右会把50%的产能搬到越南去，20%以上去印度或斯里兰卡，中国只剩下不足30%。”
不过，阿迪达斯并没有全部撤离。单从鞋类产品看，阿迪公司有97%的生产来自亚洲，中国占比大，为35%，只是比重正逐年减少。越南占29%，印尼占26%，柬埔寨的份额虽小，但在2011年翻了一番。
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还有300多家代工厂，其中占大份额的是中国台湾裕元集团。据称，该集团也在勾画向东南亚迁移的“路线图”，*看在中国的生产比重下降是个大趋势。
经济分析人士马光远不认为阿迪达斯会“放弃”中国制造。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销售增长26%。从快速消费品必须贴近市场前段这个角度看，关闭一个直属工厂，绝不意味着丢掉中国这个市场，至少阿迪达斯在华的“代工厂”不会一夜间“逃走”。
作为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低只是要素之一。从基础设施、管理、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等方面，都需统筹考虑。
中国台湾一家玩具公司对于到东南亚设厂缺乏信心，因为玩具的用料复杂，如果当地配套材料跟不上，考虑到运输条件以及供货能力问题，综合成本反而可能比节省的工资成本更高。
今年一季度，渣打银行曾对80家中国出口企业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珠三角的香港制造商58家、上海周边的台资企业9家，以及13家位于重庆的企业。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仅有6家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考虑离开中国，其中5家是纺织企业、1家是制鞋企业。
马光远表示，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人力成本，中国已形成了产业链配套优势，“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是越南、缅甸等国家靠压低人力成本可以比较的”。
他认为，现在向东南亚一带进行转移的品牌，主要是一些简单加工、规模比较小的企业，一些比较的，如时装、制衣等，中国制造还不可替代。
事实上，在中国出口产品占比中，目前机电产品已占大头，约60%。*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福重认为，在出口部门中，不同行业的成本构成差异很大，比如制鞋业80%是人工成本，但机电业人工成本只占10%。
因此，考虑到管理成本、环境标准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技能水平等因素，只有几家单个企业因人工成本升高而迁走的“个案”，还不足为虑，中国制造“远不至于全军覆没”。
把“中国制造”眼下的困局归罪于工资上涨，其本身就缺乏说服力。经济分析人士李国卿认为，事实上从2010年夏季的富士康员工连续*事件开始，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福利增加，本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富士康两年来连续为企业员工加薪，并把“涨薪创造中产阶层，然后吃内需商机”当作下一步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战略。这正说明，中国制造的进步其实应该与劳工福利增进是一个同步进程。
应该说，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属于“补偿性上涨”。野村证券对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显示，1994年至2008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速20.8%，同期制造业工资年涨幅仅13.2%。
而房价、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上涨，也迫使有关方面必须相应提高工人工资。“物价涨得厉害，工人让我去超市绕一圈再来谈工资。”上述中国台湾玩具厂商一位负责人说。
“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提出“双同步”的目标，即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据世界银行统计，这可能意味着到2015年，中国企业需要为新增劳动力成本再支付1.5万亿美元（约合9.8万亿元人民币），工资持续增长将使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重增加1倍，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15年的30%。
“技术红利”到期了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是“无发展的增长”，此类“比较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更是不能持久的优势。
*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不仅要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更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变迁上。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的发展方式必须变革。
在她看来，*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没有形成技术、生产率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这种以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的“”，如今正在被填平。
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
尤其是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而低价带来了增长，却并未带来利益和财富。可谓“赔本赚吆喝”。
经济分析人士袁剑曾形容，那种靠牺牲劳工利益、损害自然环境而追求片面“比较利益”的经济发展，压根儿不能叫做“竞争”，而只能称为“竞次”，只是比“看谁便宜”、“看谁敢于逼近底线”，这终并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带来诸多弊端。
过去4年之间，*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对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市1000多家实体经济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已非常严重，大量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典型例子就是温州9000亿民间资本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类似的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现在流行炒农副产品、艺术品。“人人都想赚快钱，炒房价，实业精神在消失”。
他认为，金融危机有“三大赢家”：一是以钱生钱者，如银行;二是以地生财者，如地方政府;三是垄断企业。而民营实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则在经受利润“比刀片薄”、融资难、用工荒，以及高成本、高税费等种种考验。
应该说，相比外部压力而言，实业的“空心化”才是中国制造肌体内生的“病灶”。这些“病灶”，恰恰是多年来片面追求廉价“竞次”的必然结果。
张茉楠称，中国制造必须从“竞次”的路径转为“竞优”的路径。“向下竞争”已在不断恶化我国经济环境，而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要素价格“变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竞争”的机制，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压力。
“制造业的困境，并非中国*，这是个难题”，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红利”消耗殆尽才是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
他解释说，整个世界都处在“产业真空期”，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都能通过技术升级而产业革命，来带动经济，可今天他们的能量似乎耗尽了。在经历了蒸汽机、电气化、重化工和信息化等诸次技术革命后，经济面临一个“空当”，新技术革命还“犹抱琵琶半遮面”。
而中国过去30多年，一直靠引进技术、让出市场来发展经济，如今“能换的都换来了”，剩下的“想换也换不来了”。
具体而言，在传统产业，西方还握有少数技术，虽不多，但都是维持自己企业*的“看家本事”，不可能让中国拿去。除此之外就是*、航天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和高科技，更不可能“换”给中国。
在新兴产业布局上，比如新能源领域，事关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西方国家更不愿意与中国分享，近光伏产业的反倾销案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恪守的传统“比较优势”战略几乎发挥到了，现在必须“下决心、靠自己”。一方面继续通过产业转移，向中西部和县级乡镇的市场纵深普及工业化;另一方面必须卧薪尝胆，力求在新兴战略产业上实现突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才有可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我们可以举国争奥运、举国办高校、举国盖高楼，为什么不能举国搞科技创新呢?”李才元反问。
后危机时代的生存之道
汽车业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中国已经跃升为大汽车生产国。但今年以来，自主品牌的汽车却遭遇“寒流”，业内人士悲观预测，两三年内“一半自主汽车企业将不能存活”。
一旦经济形势下行，市场竞争加剧，低质低价的自主品牌立刻遭到消费者的厌弃。董事长尹同跃反思奇瑞“多品牌战略”的失败经验说：“入门级都没做好，怎么能做好产品?走还没有完全学会，跑起来一定摔跤。”
这家曾被称为“造车疯子”的企业，如今在汽车业的寒冬中开始“蹲马步”，严格按照汽车正向研发体系，一步步培育自主造车研发能力。他们自己比喻，正处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的时刻。
一位*企业人士这样形容中国制造的“转型之困”：未来十年跟过去十年会有很大不同，企业不能再以水涨船高的方式发展，“水就是经济，船就是企业，以往无论你是不是好船长都无所谓，都能浮起来”，但未来十年不会这样，“水不一定会涨得那么快，或者会停在一个刻度上”。
在三一重工，经历了工程机械行业狂飙突进的扩张之后，这家一向高调的企业也开始学习“休养生息”。他们谨慎地把年度销量增长预期从40%下调至10%，而过去五年平均增速68%，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增幅仍达50%。
“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一直在超车道上行驶的三一重工开始减速。他们着力调整组织结构，精兵简政、加强培训，试图通过对总部“瘦身、放权”，让公司从一艘“航空母舰”变成“联合舰队”，以便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中集集团所面临的调整风暴同样猛烈。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55%～75%。
不过，集装箱行业早在三年前的风浪中就学会了“蹲马步”。中集集团下功夫搞技术升级。他们花了超过行业平均成本一倍的价格建成了一条世界上*的生产线，力求改变集装箱传统生产模式，打造面向未来的“梦工厂”。
据称，该生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将提高50%，单箱耗电下降20%，生产中排放的有害气体95%可回收利用。传统集装箱生产线上，多是重体力劳动，90%的岗位员工35岁就干不动了，而“梦工厂”采用高度自动化生产线，90%的岗位可以干到60岁退休。
中国钢铁产业在享用了当初4万亿元的“大蛋糕”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行业负利润已持续半年，中钢协披露今年前5个月大中型钢企利润同比减少了56.9%。当业内盛传“1公斤螺纹钢的价格只有1公斤猪肉的1/5”时，据说武汉钢铁厂已经开始养猪了。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在一家业内的杂志上撰文称，“不要傻乎乎地指望着经济短期复苏”。他判断，中国正由过去30年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时代转变，因此“决策思维要调整，还停留在过去30年要犯大错误”。
他强调，中国企业要从粗放型生产向精细化生产转变。“过去30年，只要烧出钢，都能卖出厂，烧得好也能卖，烧得坏也能卖，现在产品要质量好，不能做到更好，就别投产项目。”此外，以前大干快上能成功，不用太细，抢先机大干，“如今不行了，要科学严谨，仔细论证”。
在中国这个年产6.8亿吨钢的大国，“钢铁大王”沈文荣认为度过危机的方法之一，是发展“非钢产业”，“尝试投资，但不放弃主业”，而且“只参股，不控股”。他表示沙钢绝不会自己养猪，但“我投资养猪业是可以的”。
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企业，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艰难时刻，学习着从未尝试过的生存策略。万向集团鲁冠球的法则可能是实在的，他认为企业的法则是适者生存，“谁能生存下来，谁就是好的。”
从传统汽车零部件生产向新能源汽车突破，一直被业内认为是万向集团的“冒险”。但鲁冠球不这么想。他对媒体记者说：“功到自然成。要有实力、实力、实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经济学家林毅夫格外关注中国制造。“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表示，中国工资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可能成为经济的“之龙”，点亮工业化的火炬，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那些低收入国家的勤劳人民”。
他强调，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走出去”，这会带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快速发展，这本身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仅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领头龙’就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
经济评论人士任冲昊在其新书《大目标》中，给中国制造开出的“药方”，就是“输出工业化”——中国制造要面向亚非拉国家，不但输出制造品，还要输出制造工厂和工程师，这样才能为的经济危机找到出路。作为“80后”，这位新锐作者与林毅夫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中国制造而言，不论是向上升级，还是向外转移，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它就像学生的年龄和学龄一样，年龄是一直慢慢地往上长，读书学习也要一年一年地往上进步，循序渐进。”
李才元则强调，希望危机能够促成中国制造“一次广泛的觉醒”，从“挣快钱”这种急功近利的盲动中觉醒，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技术积淀和创新创造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