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大利来看工程机械中国速度
- 2012-10-15 09:54:23450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民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让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
“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还有一句流行的俏皮话是—“意大利就是欧洲的中国”。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人来了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甚至色情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
8欧元，这是北米兰圣乔瓦尼一家华人理发店男子剪发的价格。一个欧美人和一个经济学家次看到这个价格时可能都会感到震惊。在欧美这些人力成本高的国家，随便剪个头发就要30到50欧元，讲究点的100欧元都下不来，8欧元实在太低了，他们都不好意思不多给点小费;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价格可能会动摇他的世界观。
在国内经济系学生所必修的《贸易学》里，有一节专门解释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商品由于相对便于流通，贸易终会让各国相似商品之间的价格趋同，而相比之下，服务由于难以流通，价格会保持比较大的差异。经济系老师在讲授这个概念时，往往就会以理发行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是整个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它遵从逻辑，同时也符合现实，令人难以置疑。但在意大利，这一看似坚固的理论岌岌可危。意大利的华人发廊将理发价格拉低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十分之一。
周六晚上9点，圣乔瓦尼几乎所有商店都已经关门，推开这家名为Nadia发廊的大门，仍然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排队。意大利名字叫Nadia的女店主是温州人，她招呼我坐下，我问要不要晚点再过来，Nadia告诉我，用不着，马上就能轮到我。果然，三个理发师片刻不停地刀剪翻飞，店主也亲自为顾客修眉、吹干头发，不到一刻钟，在我前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就已经全部剪完。
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来。我还没坐稳，师傅已经用电推子给我推掉脑袋后的一大半头发了，“您不问问我怎么剪么?”我说，师傅这才指着墙上一张“经典唯美原创发型图集”让我挑，我看着那些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小虎队成员似的发模，扫了一圈后说“照着原来的剪短点就行”。
师傅一边麻利地推着头发，一边向我解释，意大利人的剪法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一剪子一剪子地剪，而他的剪法是先用电推子推出个大概齐，然后再细剪几刀，“我们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剪，就挣不着钱了。意大利人慢工细活，我们是以多取胜”。
没说上几句话，我的新发型已经完工，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除了一个烫发的姑娘还得捂着头等，我差不多是今天后一个顾客。老板娘开始盘点今天收到的小费，周六一天，这家位于米兰郊区的理发店光小费就挣了130欧元，我问老板娘生意是不是天天这么好，她说今天是周末，不过平时也不错，“因为我们的师傅技术好”。
剪完头，我去理发店旁的冰激凌店买了一瓶水，这家店是整条街除了理发店外还开着的另一家店。刚好路过的理发店老板娘看到我，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这瓶水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冰激凌店也是她的。聊了几句后，老板娘Nadia还邀请我第二天去米兰的华人街PauloSapi一起吃火锅，大家AA制，条件是“如果我们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话”。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甚至色情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虽然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但是在欧洲生活的成本摆在那儿。低价格和率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速度，价格也不会这么低。因为每天剪的头发多，这些温州发廊挣的也不比意大利发廊少。
在中国劳工到来后，巴纽洛-皮埃蒙特地区的意大利石场主的生意增长了几十倍。他承认中国劳工是他见过的好的雇员，他们从来不耍滑头，也不要求预支工资。他也不是没试过雇佣意大利人，但是那人第三天就因为腰痛回家了，就连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人都干不了，只有中国人，他们一年只休息四天，只要给他们一把凿子他们就开始工作，就像一台人体永动机。的烦恼是，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这些工人就会跳槽。他曾经按照法律要求禁止这些中国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时，但这些工人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加班的时间纯属浪费，也挣不着钱。
对于那些意大利发廊工作的人来说，中国人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意大利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即使从事剪头发这种门槛不高的劳动，也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当然，如果技艺，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跟白领媲美。
在中国人到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手艺一般的普通本地发廊，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就连原来的发廊也开始受到影响。意大利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就是慢惯了，快不起来”，一位在米兰学服装设计的中国台湾留学生说。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的确也没有太多要快起来的压力。
中国速度
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
中国人的到来给意大利本土服务业带来了“加速”的压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显示出中国速度，中联重科（8.56,-0.03,-0.35%）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并购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典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速度是一种可怕的竞争力。在过去5年间曾经去过长沙30多次的意大利CIFA公司CEO戴维·齐博拉（DavideCippola）眼中，长沙是一个位于中国南方的重工业城市，气候潮湿，食物辛辣。
CIFA所在的混凝土机械领域，强的竞争对手中除了德国企业，三一重工（微博）（9.51,-0.06,-0.63%）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总部都在长沙。去年，戴维还在长沙希尔顿酒店惊喜地碰见了他的意大利老乡：与广汽合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也将新厂址设在了长沙。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所知道的是，长沙也许是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会城市之一，这个正在申请“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称号的城市，在二十年前几乎就没有像样的重工业企业。
跟大多数从外贸加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是，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1992年，中联公司才成立，当时还是机械研究所所长的詹纯新看到了建筑机械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将近一半的建筑工地都在中国，如果能用较低的价格替代价格高昂的进口机械，市场潜力将难以限量。巨大的市场红利让后来者迅速超过历史悠久的者。
2001年，中联重科以1000万元并购了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英国保路捷，但在吞并混凝土机械行业*三、拥有80多年历史的CIFA之前，中联重科还是有些犹豫。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人好管理么?中联能够整合技术实力深厚的CIFA吗?而CIFA公司的工人也坚决反对将这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企业卖给中国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人会想拿它做什么。
詹纯新飞到了米兰亲自上门看一看CIFA。“米兰的罗马大道，看起来就像我们的黄兴路，也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夜宵生意还好得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甚至觉得，意大利话跟长沙话有点像，都是又大声又急速，听起来像吵架。而意大利人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懒散，在干活的时候，反而有点像严谨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让人真是没话说”。
双方背后的投资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联重科的战略投资者是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在麦肯锡咨询为弘毅投资筛选的中国适宜进行并购投资的10个行业中，建筑机械行业是排名高的几个行业;而意大利持有CIFA股份的私募股权，则认为CIFA无法靠自己扭亏为盈，这些意大利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声誉良好的品牌，但是人员和财务负担太重。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在公司在成立16周年的纪念日，以2.71亿欧元的价格如愿以偿并购CIFA。
CIFA现在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事业部下的一家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北美，现在再回想起这段艰难的磨合经历，CIFA公司CEO齐博拉只是平静地说，“时间能改变一切”。直到今天，中联仍然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CIFA的意大利工程师则在长沙的中联工业园帮助他们组装机械。中联重科所在的工程机械领域是一个大众不熟悉的产业。但在*2011年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上，这家企业与三一重工（微博）一起名列中国企业*，跟他们并列的，是百度（微博）这些互联网公司。泵送水泥的高度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硬指标之一，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提升着对泵送水泥高度的需求，而CIFA帮助中联完成了一项泵送水泥高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戴维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骄傲地与中联管理层并肩而立。
中联给CIFA所带来的也十分明显，欧债危机袭来之后，CIFA依靠新开拓的海外市场赢得了难得的增长，600多名意大利员工没有被裁员，他们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中国雇主。维托正在学习中文，他结结巴巴地跟我们说：“难道我不应该学习我雇主的语言么?”
中联重科不是并购意大利公司的制造企业。近一桩并购是山东的潍柴动力（19.47,0.12,0.62%）以3.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公司法拉帝（Ferretti），我们的翻译王蕊正好也是那次并购谈判的翻译，这桩并购比中联更复杂，终，一切细节阻碍都被“大势所趋”轻松推倒。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潍柴动力希望能够在2015年前将重组后的法拉帝拿到香港上市，他们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意大利游艇卖给中国人。
Be Italian，or Be American?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但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
跟很多意大利男人一样，拉波·埃尔坎（LapoElkann）喜欢两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在衬衫外套一件牛仔服，或者用明晃晃的运动鞋来搭配考究的正装。他有资格这么做。拉波·埃尔坎是明星设计师汤姆·福特（TomFord）眼中时尚的人，曾连续四年被《名利场》杂志评为欧洲会穿衣服的男人。作为菲亚特创始人阿涅利的外孙，拉波也是菲亚特家族继承人，与弟弟约翰·埃尔坎一起掌管菲亚特—这家意大利具代表性的企业。同时因为他与外祖父穿同一尺码的衣服，他一个人继承了阿涅利全部的西装。对于埃尔坎来说，怎么搭配这些衣服，就是他从小每天必做的创造力训练。
拉波是阿涅利疼爱的孙辈，年轻时，他还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在菲亚特隐姓埋名地做过几年汽车维修工。26岁那年，他接管了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品牌：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微博）、玛莎拉蒂。第二年，在因为吸毒过量昏迷了整整三天后，拉波被人从一个50多岁人妖妓女的房里救了出来。这一丑闻给他贴上了标签：一个无法承担家族重任的纨绔子弟。
外祖父阿涅利是他那一代意大利人企业家的代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乏灵感，“玩命工作，玩命享乐”。阿涅利在2003年去世时，意大利报纸的标题是：“国王死了”。菲亚特的成功也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缩影，从1958到1963年，意大利以年均工业产值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成为了欧洲经济成长快的国家。
菲亚特的全称是都灵汽车制造公司（FabbricaItalianadiAutomobiliTorino），这家公司的基因是生产微型家用汽车，精致、漂亮、“纯意大利”，代表车型菲亚特500是经典的意大利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国民车。贝卢斯科尼曾经用十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话来形容：“我们大部分意大利人的次，都发生在菲亚特的后座上”。
意大利企业大都是家族经营，但意大利人不像北欧企业那样，习惯通过基金会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只保留关键投票权，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管理，他们相信，管理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热情和投入，在这一点上，家族成员为合适。
拉波的确对意大利汽车信心十足，在一本名为《商业朋克》的德国杂志专访中，拉波骄傲地告诉德国记者，在汽车领域，“我们意大利人是。这么说真对不起，德国有很多地方很，但是关于风格和设计，法拉利比保时捷和宝马要好。我们能提供大的满意度。这是事实。”
事实上，菲亚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方面，当菲亚特在意大利本土市场的比例达到顶点之后，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日本车、韩国车;另一方面，除了在巴西，菲亚特在市场都表现得水土不服。明显的表现是，在连续以超高增幅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是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与国有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破产。
对菲亚特在中国的失败原因，车型老旧、管理失控……熟悉汽车产业的记者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网易汽车频道主编张齐总结说，菲亚特在中国不是犯了一个错误或者一些错误，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而法国标致公司的一位品牌经理则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出了解读，除了德系车以外的所有欧系车，在中国都面临一个类似的困境：国家品牌。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的印象是严谨和品质，法国的印象是浪漫，意大利则可能是时尚。那么，你是选择一辆严谨的车，还是浪漫或者时尚的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这是车，不是皮包和香水。法系车和意系车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自己的价格里加上一点时尚和个性的溢价，而这些溢价，对于次购车的新兴市场消费者来说，未免有点。汽车业是高度依赖于规模的行业，一旦无法大众市场，价格降低的空间会进一步受限。
当然，菲亚特还拥有法拉利，在中国，法拉利的品牌认知度远远高于菲亚特，但法拉利支撑不了一个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在高峰时，菲亚特年产值占整个意大利生产总值的5%，整个都灵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跟菲亚特公司相关的工作。
菲亚特现任CEO马尔乔内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拥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据说，除了意大利歌剧，他并不太喜欢那些典型代表意大利文化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信奉数字、逻辑和模型。
在马尔乔内看来，风格固然重要，但决定汽车业未来格局的，首先是规模。年产600万辆是汽车行业未来的生死线，低于600万辆，就只有被吞并的份。在菲亚特停滞在年产量200万、300万辆汽车的时候，马尔乔内采用了一个极其激进、非常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8年汽车业处于低谷时，菲亚特并购了同样深陷困境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超过500万辆，成为第六大汽车集团。
在这一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蓝旗亚代替奥迪，成为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用车。而这款车，实际上就是将克莱斯勒的车型贴上了蓝旗亚的车标。直接将一款车型换一种新车标来出售，在那些相信品牌价值的观察者看来，菲亚特这样做无异于自毁长城，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他们也很难更糟了，没准真能闯出一条生路”。
下一代菲亚特车型将突破菲亚特的微型车基因，真正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的生产平台整合在一起。圆头圆脑的菲亚特与方方正正的克莱斯勒结合会杂交出什么车型，欧系车和美国车的平台如何整合?
这样的车型设计恰好是一个隐喻，实际上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
在长安汽车（5.53,0.06,1.10%）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看来，意大利人十分不擅长标准化和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大利主要的航空公司ALITALIA票价昂贵且飞行准点率仅有62%，排名欧洲倒数第二，而行李遗失率高达21.9%，是欧洲各大航空公司中缺乏安全保障的。但意大利公司的创造性也是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它的创造性资源，回避它的标准化难题。陈政的方法是把美国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引入，这套管理体系帮助长安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从一个只有5个人的海外办事处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设计中心。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那些吃饭走路时还用着黑莓（微博）的美国人，跟他们的文化差异几乎跟亚洲人一样大。意大利人不会把复兴菲亚特的希望寄托在拉波身上，但是他们也怀疑，如果没有拉波这样的花花公子，菲亚特还会是菲亚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