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合理布局助力治霾
- 2014-11-19 14:09:271744
北京全市工地停工、车辆单双号限行，公车停驶70%，燃煤锅炉改造、老旧机动车淘汰、污染企业退出。可见，APEC蓝是牺牲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换来的成果，是政令强制实施的结果，目前尚难以持久地保持下去。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难题，不仅要治标，还要加大力度治本。
烟囱少了，蓝天多了；沙尘暴少了，绿色多了……客观地讲，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人，无不感受到近年来北京的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但雾霾仍成为北京人的一块心病。APEC会议的空气保障，让公众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事，而是一项社会性、群众性都很强的工作。没有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没有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只依靠环保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进步。
眼下，环境保护欠缺的就是危机意识。对于一些部门而言，环保往往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本来就具有先天脆弱性，因此，如果不推动清洁生产，加强节能减排治污，不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思路，在愈来愈强化的资源瓶颈约束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面前，我们的发展将走进死胡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障大气环境的根本之策，环保工作的顺利展开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环保工作需要重视的几个要点
这次空气质量保卫战的成功实践，让我们意识到，在今后的环保工作中，以下几个方面需引起重视。
要更加注重做好防的工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面开展已历时一年多，但在华北一些地方，始终存在重治轻防的问题，在应急预防上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十分有限。这次应急保障，暴露出了我们在防上很多的被动与力不从心。因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预防工作，不仅要抓紧建立应急反应平台，全面做好源解析工作，还应让公众知道如何防、怎么防。
要更加重视社会团体宣传作用。应急机制分几级、有什么要求？启动应急机制后，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怎么办、公众应该怎么配合和支持？诸如此类的法规要求、防范知识、行为指南，很多公众，甚至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清楚。这说明，应急响应宣传还很不到位，没有深入人心。此次APEC会议保障大有不同，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厂矿企业和医院、学校等纷纷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内部学习和宣传，社会各界发挥自身组织优势，积极搞好应急机制和相关知识的集中宣教，使工作更细致、全面，更能起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要更加广泛吸引公众参与。此次，APEC会议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平时，要启发和引导公众，使其明白启动应急机制是为了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各地政府要更广泛地建立、完善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传播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也要自发自觉地行动起来。
要更加强化责任追究。大气防治工作中，各级政府出台过众多的问责机制，目的是用激励和处罚措施保证应急机制各环节的有序运行。但在过去，问责和处罚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雨过天晴后，问责和处罚就变得形同虚设。此次APEC会议保障，面对禁烧和停限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地对工作不落实、责任不到位，该问责的问责、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承担法律责任的也不放过。其启示告诉我们，一旦政府有令，从公众和企业层面说，该限行时一定限行，该限产时必须限产，该停工时必须停工，对应急响应规定置若罔闻，应依法处罚问责。
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向整个社会表明：在向污染宣战过程中，我们应树立和践行常战不懈、常备不懈的意识和理念。事实证明，不用北风劲吹，无需暴雨猛打，只要下定决心、采取措施、联防共治、持续攻关，雾霾是可以治理的。对此，我们应有坚定的信心。
城市合理布局也是治霾思路
减排意味着深层次的变革，不仅仅是少烧煤多用清洁能源，更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如何在保证民生的前提下做好减排，是对政府决策和管理智慧的考验。
因此，在现有排放能力不能大幅缩减的背景下，或许通过改善城市布局，提升城市污染物扩散能力，也是一种解决思路。
在2014年气象年会上，北京大学刘树华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北京因为城市化的发展，大气边界层是在提升的，也就是环境容量扩大了。2010年北京边界层平均高度可以达到约1200米高，而上世纪70年代，北京边界层平均高度在约700米高。假设我们把北京城市上空的空气，看做一个空气柱，那么底面积是相对固定的，如果空气柱越高，空气中容纳污染物能力就越强。因为城市化的发展，加强了城市热岛效应，因此有利于提升边界层高度，进而提升污染物扩散能力。
这样来看，城市化发展也是利弊皆有。如果北京城市化发展可以实现多元化、多中心模式，减少拥堵，也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此外，城市热岛作用也利于垂直高度上扩散。因此城市的合理布局发展，也是治理雾霾问题值得探讨研究的方向。